黑色系商品价下行过剩产能隐忧再来港深两地灵活补位仿古家具
文章来源:麻辣机械网 | 2022-09-09
黑色系商品价下行 过剩产能隐忧再来,港深两地灵活补位
黑色系产业现今已走到阶段四,即呈现“去产能”结束,投资热又起,供需差开始扩大,价格开始下跌的情况
西南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朱斌
当前,PPI走势不断下行,相应的钢材、煤炭等黑色系商品价格也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。这种趋势的背后,很可能折射出“过剩产能”的隐忧,又在暗暗浮现中。
如果我们画一张PPI与黑色系产业投资增速(五个月平均)的曲线图,会发现这两个指标(在PPI使用了逆序的时候,即纵坐标正值在下,负值在上)会有两段高度重合的走势中国机械网okmao.com。
这两段的高度重合,代表的是两个出发点各异,但却殊途同归的故事。
有形之手主导“去产能”
第一段重合,是2010年中到2012年末(下图内的第一个篮色圈),黑色冶炼业投资增速与PPI(逆序)同步上行的阶段。
背后的过程是这样的:2008年4万亿启动后,原本受金融危机冲击已奄奄一息的钢煤企业们,瞬间满血复活。房地产、基建等投资专案不断上马,带来了需求的快速增加。而这时黑色冶炼业的投资增速却在不断下行,产能的扩张赶不上需求的扩张,故而PPI迅速上行。
但这种人为逆周期需求调节,只是带来了两年不到的景气。2010年开始,需求放缓,PPI见顶。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,黑色冶炼业投资增速开始反转,经历近两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黑色系企业,吃到了“躺着数钱”的甜头,开始加大投资,产能快速扩张。
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绿圈:明明需求已经开始下来(PPI下跌),但黑色系的投资增速却不断上行。
这样进行了两年,到2012年底,PPI已经跌到了-5%,工业品价格通缩再现。尽管这时投资增速开始下来,但是产能的绝对量仍在快速增加。2013、2014年,PPI连续负值、工业品价格陷入通缩,大量国有企业(黑色系国企众多)陷入亏损,就业、财政压力严重。
所谓“过剩产能”问题跃上纸面。
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的粗钢产能从2008年的6.6亿吨,一步步增加到2015年的12亿吨,几乎翻番。
终于在2015年底,轰轰烈烈的“去产能”拉开了序幕。
一般情况下,在一个有众多竞争者的市场中,如果企业亏损严重,就破产倒闭,退出市场。而那些活下来的企业,也会吸取教训,谨慎扩产。产能自然就消除了。政府需要做的是为失业者提供相应的失业保障与救济保护。
而在现实中,政府有形之手替代了市场动作,主导了“去产能”。用有形之手让一些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产能退出市场,收效更快。2015年底,PPI就开始见底回升,到2017年初达到高峰,超过10%。
但这样做,也会留下两个问题:那些被淘汰的,有些或许是被误杀的;而那些留下来的,有些也许是该被淘汰的。市场并未做到真正的出清,危机也未真正地教育到竞争主体。
接下去,就是PPI(逆序)与黑色系投资增速第二段重合的故事了。
行政之手“去产能”固然收效迅速,当大量的私企被人为清理出市场后,市场里主要剩下了头部私企和国企。
从2015年开始的价格上涨,让这些被人为留下的企业再次嗅到了盈利的味道。特别是“房住不炒”以后,黑色系具有“稳定”盈利能力的国企,其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意义更加巨大。当年把你保下来,现在多做些贡献也是应该的。
于是第二段重合的故事就出现了:
2017年一季度,PPI开始见顶回落,而黑色冶炼业投资增速却开始见底回升。PPI(逆序)又与黑色系通走增速完美重合(下图内第二个蓝色图)。
黑色系的产能扩张重新再来。
根据2010年以后的经验,我们应该在未来几年又会看到这样的景象:
“过剩产能”再现江湖,PPI长期在负值徘徊,黑色系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迅速恶化。
历史不会简单重复,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。
我们用钢铁与煤炭行业的产能缺口,可以把上述过程看得更加清楚。我们用产能─产量的差值,来计量相应行业的“供需差”。
两段重合两个轮回
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,供需差缩小,价格就上升,供需差扩大,价格就下降。过去10年,黑色系产业就经过了清晰的四个阶段:
阶段一(2008-2010年):
供需差缩小,价格上涨。因为4万亿刺激带来了需求扩张,虽然供给(用产能指代)在增加,但是需求(用产量指代)增长更快。2010年供需差缩到最小,价格涨到最高。
阶段二(2011-2015年):
供需差扩大,价格下跌。因为投资决策落后于价格,产能扩张,但是需求自2011年已经开始回落。2015年供需差扩到最大,价格跌到最低。
阶段三(2016-2018年):
“去产能”启动,供需差缩小,价格上涨。
阶段四(2019年-??):
“去产能”结束,投资热又起,供需差开始扩大,价格下跌开始。
两段重合,两个轮回,只是这次,相似的故事还会否重演?
是政府再次出手干预,还是顺应市场趋势让市场自然出清?
我们拭目以待。
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
崇论宏议
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早前印发《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》(《意见》),不仅要将深圳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创新型城市,亦是委与重任,冀望其能够在国家发展的新时期继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。
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之首,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,更从籍籍无名的小渔村跃升为内地开放程度最高的创科之都。随着内地越来越多主打经济改革的自由贸易区崛起,深圳近年亦面对“如何让特区更特,敢问路在何方”的发展问题。
此次《意见》的出台,正是中央对深圳未来发展作出重新定位。从“经济特区”到“先行示范区”,深圳不但要继续“先行先试”,保持先拔头筹的优势,更要强化其作为改革开放“样板”和“标杆”的功能,可供复制至全国的发展范本,以推动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发展。另一方面,由于《意见》是罕有地由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联合发文,属同类文件中的最高规格,反映了中央对深圳的未来发展高度重视。
今次中央“高调”地为与香港存有“瑜亮情结”的深圳加持,加上文件宣布的时间正值香港发生社会震荡之际,难免有人将其解读为“敲响了深圳将取代香港的警钟”。其实,《意见》的起始部分就已强调,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将“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,丰富'一国两制'事业发展新实践”;文件的结尾在阐明政策的实施机制时,亦明确指出深圳的发展是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”。从中可见,中央仍是将深圳的发展作为大湾区的“大棋盘”中重要一步。
香港前景值得深思
另一方面,文件中18次提到了“香港”或“大湾区”,而作为主角的深圳则出现35次。即使是最令外界认为是“动了香港的乳酪”的金融发展政策,当中所罗列的措施也只是基于深圳现有的优势进行设计,例如与科技在金融业的应用、与港澳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和协调等。如此看来,深圳与香港似是互补多于竞争。
然而,《意见》的出台亦有其警示意味的。香港具有与世界接轨的法律、营商制度以及资金、贸易、资讯和人才高度自由流通的优势,内地城市短时间内仍难以望其项背。但是《意见》亦赋予深圳在法治、金融以及人才引进、城市文明等多项社会制度进行探索的任务,故我们不能完全排除“先行示范区”未来会在某些方面有“弯路超车”的可能性;更何况当前香港正面对严峻的挑战,正所谓“沉舟侧畔千帆过”,我们不应掉以轻心。
香港和深圳之间的产业关系从最初的“前店后厂”、垂直分工,演变成现在的水平分工和错位发展,两地一直灵活补位。今后,香港应如何继续利用自身的优势,去配合、参与甚至引导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建设,在区域的动态竞合中趋利避害,确实值得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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